《工作的未来：A与就业替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年10月版，张林、张思齐译

  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疫情的磨难下，快速进入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人们对“机器替代人”的顾虑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技术创新（康波）周期。如何减少技术性失业造成的冲击，也是政府部门、科技领域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命题。由伦敦全球研究中心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和娜恩·克雷格（NanCraig）共同主编的《工作的未来：A与就业替代》（WorkintheFuture:TheAutomationRevolu⁃tion），围绕自动化革命特别是当前的人工智能（AI）技术应用对人类工作前景及就业替代展开了讨论。

  本书基于伦敦全球研究中心2018年举办的以“工作的未来”为主题的研讨会演讲稿，作者来自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科技、劳工组织等不相同的领域，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许多观点富有洞见，发人深思。该论文集引古论今，提出并分析了一些重要问题：工作的特征以及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以及未来将如何演变？自动化特别是当前以AI技术驱动的自动化将对工作和就业产生哪些影响？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的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又该怎么样应对这些变化？本文尝试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梳理，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认为技术进步产生的工作效率和大量额外财富，可以使我们的上班时间减少到每周15小时。当然，他也没忘记警告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个主要负面影响是技术性失业，是因为我们不断创造出能节约劳力的手段，却又未能及时给那些冗余的劳动力找到新的用武之地。

  经济学家相信，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应用造成的工作冲击，可能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任何时代发生过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影响区域更大、更广泛。目前机器人的“智商”正以指数级增速提高。一项对352名机器学习研究者的调研显示，人工智能2000年达到昆虫脑的智力，2010年达到了老鼠脑的智力，在2020年达到个体平均智力水平，20年之后可能会超过人类智能。

  技术性失业造成的最明显冲击发生在制造业，但似乎正在蔓延到所有行业。人工智能替代的第一个阶段已确定进入尾声，如亚马逊仓库的挑选和包装工作已逐渐被机器手取代。不仅如此，人们逐渐发觉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和范围远胜以往的任何技术革命——它已能替代一些复杂的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例如，彭博咨询公司利用AI生成股市新闻。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部分知识工作岗位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智能机器届时能完成1.1亿—1.4亿全职员工的工作。数据分析专家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H.Davenport）也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推广应用，发达经济体中约有25%—50%主要是做知识与信息处理的工作者将面临失业。

  正如牛津大学研究员丹尼尔·苏斯金德（DanielSusskind）在本书《数字化的经济时代的工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许多国家，如果按照技能高低进行排序，人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最低技能与最高技能这两端的就业份额都有所增长，但技能居中那部分人的就业份额却出现了萎缩。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或“空心化”——中等技能的劳动者在薪酬和就业岗位的增长方面不仅落后于高技能人员，甚至还不如低技能工人。

  经济学界基本认同技术性失业只是一种短期冲击，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失调。但是，经济学家口中“短暂的过渡期”往往几十年，对那些因自动化冲击而失业的劳动者个体而言，通常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一辈子。

  面对可能没办法避免的未来工作变化，人们的顾虑主要是害怕机器会夺走他们的生计，或者机器会湮灭他们的人生目标。现实是残酷的，那些缺乏一技之长的人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收入潜力会持续弱化。“落伍”症状以及人们对这些症状的反应已经随处可见：就业朝不保夕，经济停滞不前，工资不断下降，针对自动化及其幕后推手—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抗议此起彼伏。就连乐观主义者自己也承认，人工智能等技术引发的新一轮自动化革命所造成的震荡过渡期可能会持续几十年，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许多人在就业市场上难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诚然，技术进步从整体效果上必然能够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天真地认为，这种失业者遭受的伤害能够最终靠大量增加的社会财富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技术带来的社会财富“增益”并不可能让所有人利益均沾，人工智能替代效应所产生的结构性冲击，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我们一定要关注那些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而丢掉饭碗的劳动者，并提供对应的社会关怀和支持，使之尽快培养新的技能并完成角色转换。

  解决问题的方案已经比较清晰了，我们应该从社会、政府和个人三方面入手。创新可以是节省劳动力、节省资本或完全“中性”的，这取决于创新对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收入分配。采用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从市场角度看，是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成本变化所驱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创新和资本回报增加，但只有少数资本所有者受益。

  我们应该努力使变革速度与人类社会的承担接受的能力相匹配。斯基德尔斯基认为，政府应该对此有所作为，这中间还包括：减缓自动化的发展速度和扩散幅度，确保其物质成果得到公平分配，保持充足的需求水平；考虑到机器人技术大量使用后对工资水平的打压和对工作岗位的替代，还应当制定收入保障政策以抵消就业市场日益严重的不稳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判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需要遵循一个总体原则，即需要权衡在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和对社会造成的成本或损失，只有在整体福利大于零的情况下，我们才应发展这种人工智能技术。

  书中也提出一个“人机互补”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应提高人类与机器互为补充或携手工作的能力。因此，新的流程最好就是人机搭配—同时发挥人力和机器在劳动中的优势。”人类将继续为机器“赋能”，没有必要和机器赛跑，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比赛。我们该与机器携手同行，共同奔向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苏斯金德指出，不应低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潜在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原来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机器替代的执行的非常规任务，目前正慢慢的变有可能会被自动化。目前，所有的汽车制造巨头都在计划生产无人驾驶汽车，有的智能系统能进行自动医疗诊断。智能系统在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存储能力和算法设计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更多职业的自动化水平将得到非常明显提高。

  当然，这个替代过程是渐进的。许多工作岗位也只是发生了改变而不是永远消失。所以，技术性失业冲击其实更多地体现为对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影响和对个体技能要求的变化。除了社会和政府机构的外在支持，人们应该更多地从自身角度加强只是学习和技能培养，研究行业发展的新趋势，调整职业生涯规划，主动适应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工作的未来。

  （作者系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